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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山东堂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姓武，无名，因排行而被人称为武七。武七羡慕富人家的孩子可以读书，去私塾偷听读书声时遭到塾师的呵斥。八岁时，父亲病死，姐姐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九岁时，武七跟着母亲到处要饭。按梁启超先生的传记说法儿，“家贫，行乞度日，饮食必先奉母，人称孝乞……昼行乞，夜绩麻，得一钱，即储之，日惟以两钱市粗馒自养。”
　　
　　　　武七15岁时在姨夫家做童工，17岁时给地主李廪生打长工，饱受人间白眼。他身材肥短，一说话嘴角即现白沫，大家给他取了个浑号“武豆沫”。尤其是因为不识字而多次被人毒打，被骗财，被讹掉工钱。他给李廪生做工三年，分文不得，反而被打得头破血流，赶出家门。无望之际，他在一破庙里昏睡三天。
　　
　　　　三天之后，他起来了。他没有忧愤而死，而是如痴如颠，半呆半傻，既不回家，也不再给人家做长工，并手舞足蹈地到处要饭，做零工。这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经过三天的昏睡，一下子明心见性，才华横溢，而跟阿Q 兄弟判然有别。武七在很多地方像阿Q，但阿Q在庙里梦见的是人生享受，武七在庙里的三天却改变了一生。那一年，武七21岁。他依然穷苦，一顿饭吃好就得寻找下一顿，但却从此出口成章，念念有词，随时可以应对人们的询问、嘲弄、拳打脚踢。他立下的志愿乃是兴办义学：“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武七到处吆喝着出卖苦力：“出粪，锄草，拉砘子来找，管黑不管了，不论钱多少。”为了多挣钱，他把自己的长辫子剃掉，净得京钱一吊，作为他兴办义学的基金。他没有工做的时候，就到各地去要饭。因为他总是唠唠叨叨的“义学长，义学短”，乡邻以为他害了什么“义学症”，就又把“义学症”作为他的第二个浑号，他无动于衷：“义学症，没火性，见了人，把礼敬，赏了钱，活了命，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他行乞时，把要来的钱都积存起来，要来的干粮，自己只吃碎烂的，好的完整的拿去卖了，变成现钱积存下来，作为义学的基金；甚至捡菜根、芋尾来吃，以节省他要来的菜和饭。他说：“吃的好，不算好，修个义学才算好。”“食菜根，食菜根，我吃饱，不求人，省下饭，修个义学院。”“吃芋尾，吃芋尾，不用火，不用水，省下钱，修个义学不费难。”
　　
　　　　为了积攒钱，武七在山东、江苏、河北、河南一带行乞，并做过各种各样的农活、杂耍、手艺：推磨、推碾、割麦、浇园、挑担、拉车、纺线、竖鼎、做马骑、吃蛇蝎、捻线头、轧棉花、做媒红、给农民小额贷款买地买牛……武七积来的钱又被姐夫骗去后，他就打听当地可以信任的士绅，他跪求那些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举人、进士，求他们帮自己存款。他可以不顾家人亲友，但若乡亲真有困难，如38岁那年，鲁西北大旱，赤地千里，到处有人饿死，武七就买了四十担红高粱，托绅士替他办理赈济灾民的工作。又如农民张春和外出十年没有音讯，生死下落不明，家里婆媳二人的生活全靠媳妇张陈氏做针线活或要饭来维持，武七听说后，就送给她们十亩地。
　　
　　　　就这样，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在他50岁的时候，武七觉得有力量办学的时候，他跪请进士杨树芳先生，一位急公好义的绅士来替他筹画兴办义学的事。杨非常惊喜同情，但以不孝有三来劝武七成家，武七说：“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杨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并向当地的绅耆募集不足资金。武七搬砖、买木料、亲自做工，在杨树芳等人的主持下，不到一年时间，崇贤义塾于1888年春天开学。从21岁立志，到武七51岁时亲眼看见义学开学，过去了整整三十年。武七亲自劝说穷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七十几个学生分经学蒙学两班。武七跪请杨树芳为学董，主持义塾一切。但他并不放松，跪请睡懒觉的教师，跪求学生不要调皮旷课。
　　
　　　　最重要的是，武七仍自律苦行。义塾创办之初，他准备丰盛的筵席招待教师，请学董和热心赞助的绅士们作陪，他自己并不入席，而是站在客厅外面，向来客磕头致谢。他说：“我不敢同老师和诸位先生们坐在一起，我站在门外，觉得心安，觉得快乐。”他跟学生们一样分得一斤馍馍，一碗大锅菜，仍舍不得吃，跑到庄外的砖窖上换了几块新砖回来，自己仍吃些残菜剩饭。义塾成立后，虽然已经实现了他的心愿，但他依旧过着漂泊无定的流浪生活，到处去要饭，仍旧住破庙。学生们劝他别再要饭了。他说：“我办义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享受，完全为了使我们这群穷孩子们有机会念书！我过的生活自己并不觉苦，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我比什么都快乐。”
　　
　　　　这样三十年如一日厉行的人格力量迟早要进入社会的核心层面。后来的张学良说他“行兼孔墨”，这样一个最底层的中国人三十年来做着孔子、墨子的事业，那种力行示范不仅得到了乡邻们的承认，也最终获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尊重同情。在这样的人物事迹面前，任何有心人都是富有成效的传媒，迅速地让他进入全社会的视野中去。杨树芳等人把他的事迹呈报给知县郭春煦，郭大为惊奇，到义学视察，对武七崇仰不已，不仅赠银十两，而且把他的事迹转陈山东省巡抚请予嘉奖。
　　
　　　　山东省巡抚张曜知道后，邀见武七，见他疯疯颠颠的样子，以为他害过什么重病，他说：“我不疯，我不病，一心只害义学症。”一面跟巡抚谈话，一面还不断地捻着线头。张巡抚大为感动，助他二百两银子作为义学的基金，另外给他方便劝募的缘簿，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并给这个无名的同胞赐名训，从此，这个名叫武训的穷苦人教化、训导了几代中国人。
　　
　　　　张曜奏请光绪皇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当时的清政府已是大厦将倾、摇摇欲坠，仍令国史馆为武训的事迹立传。《清史稿》宣统本纪记载：“己未，予积赀兴学山东堂邑。义丐武训事实宣付史馆。”朝廷还授以武训“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
　　
　　　　武训甚至感动了佛门中人。在他53岁那年，馆陶县杨二庄的了证和尚，因为景慕武训的精神，而把自己的香火钱和部分庙产捐出来，想为穷孩子们办第二所义塾，武训听说后，主动找到了证，把自己的义学基金奉献出来，一起创办了馆陶杨二庄义塾。武训还感动了当时的教育部长。在他56岁那年，学部侍郎裕德到山东视察学务，武训拦轿向他募捐，裕德捐给他二百两银子。加上自己的旧存，武训在临清创办了第三所义学：临清御史巷义塾。
　　
　　　　在第三所义学创立的那年，武训已经58岁了。他长年苦行，至此耗干了精神，当年五月，武训得了重病。他住在义塾里休养，躺在屋檐下边，不肯占用一间房子。最初几天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每天只喝几口开水。据说，只要听见学生们朗朗的读书声，他那病弱的脸上就有着无限愉快的神情。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武训含笑离开了世界，享年59岁。出殡之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据说当时即有人相互低声议论：“谁说武训没有儿子？”
　　
　　　　在武训辞世的50多年间，他的事迹感动了世界，首先感动了他的同胞们。
　　
　　　　1903年山东巡抚衙门为武训修葺了陵墓、建造了武训祠，并立碑为纪。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赠给武训“热心公益”的匾额。曾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拨款重建了武训祠，并在武训祠堂立了尊武训汉白玉雕像。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建造了“武公纪念堂”，并在纪念堂两侧建造了两个“武公纪念厅”。1934年，临清县武训小学发起了武训97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全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人都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颂扬。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人参加了纪念会。陶行知在四十年代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紧张的时期，曾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艰苦办学。
　　
　　　　武训感化了无数的中国人。段承泽本来是一个军人，曾在孙传芳手下当过师长、副军长等职。1927年，当他驻军泰安的时候，听到朋友们谈起武训的故事，深受震动，当时立定了“退赃赎罪”的志愿，决心将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1930年，河北、河南闹水灾，段将军把灾民移殖到包头，依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集体生活和集体生产，以期造成共同劳动平等享受的新社会。1933年，段将军又开办了武训小学，实施生活教育，以期创造新农村，建立新文化。段承泽去世后被人称为“荣军之父”。
　　
　　　　1950年代以前，武训的兴学事迹还被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共有七省三十多处学校以武训名字命名。特别是“大量办义学，急务此为最”的冯玉祥，在1932年至1935年间，在山东创办了十五所武训小学。全国甚至出现了武训出版社、武训街这样的名称。江苏南通的一所师范学校还将武训像与孔子像并列。山东民众甚至直呼武训为“武圣人”。在国外，武训被称为“无声教育家”、“平民教育家”。
　　
　　　　1950年代后，武训被埋进了历史。新天新地的国家不需要他，新天新地的人民也被迫把他遗忘。这个坚定地活在自己个体本位上的穷苦人，被丑画成一种乡愿阶层的可笑代表而被新社会抛弃。直到又一个三十年后，他才被人们小心翼翼地想起，按照胡乔木高超的汉语言政策水平，他在1985年如此说过：“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的这种批判是非常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认为基本正确。”
　　
　　　　但是，当今天的人们发现了武训时，也同时发现谈论武训的全部困难。我们当代的历史转型已经失去了武训所归属的传统中国厚重的文化土壤，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8000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800万至1000万元。
　　
　　　　在武训的人格力量面前，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来为他加冕，任何机构都不配来给他盖棺定论。朝代不会比他更长久，国家政权的力量也不会比他更强大。因为只要中国人生活在这世界上，武训就活在这世界上。因为这样一个人在传统中国崩盘前夕活过了，他的全部努力在于救人救世，首先他救度了自己。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于一个总以文明悠久灿烂自居的民族的绝大讽刺；这个民族上层成员的全部自得，在无数无明无知的同胞，首先是在无数文盲的同胞面前都得大打折扣，在武训和武训们的努力面前都黯然失色。他的努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生活的诸种可能里，重建了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和意义，即使在高物质化的幸福指数面前，也坚不可摧。
　　
　　　　谈论武训，最令人索解的是他那三天的昏睡，我们，甚至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那昏睡的意义。也许那是天启，那是中外历史上无数圣哲、使徒们觉悟前的“高峰体验”。他像阿Q兄弟一样在破庙里睡着了，但阿Q梦见的是“同去同去”，武训找到的却是个人的人生道路。虽然人们多以为他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他多次说过，为穷苦孩子办学的话，他也说过，不要忘记穷人的话，但是，在他的三十年行乞生涯中，最重要的不是血缘、阶层、阶级的意识，而是他要做事的意识。换句话说，他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阶层本位做事。这种立足于个人本位就是一种可示范的镜子，照见自我的独立不依。“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性。”因此，他的形象、生存状态所归属的底层并不真的懂得他，那个阶层的人们至多把他理解成好人、善人，反而上层士绅多从他那面镜子中读懂了人生的可能意义。蒋介石说他“独行空前”，汪精卫说：“廉顽立懦！”于右任说他“匹夫而为百世师”，蔡元培说“武训先生提醒我们我国有普及教育的必要”，段祺瑞说： “丐金以兴学难于舍身以卫国是游侠传之，雄而非卑田院之客亿万斯年式以民德”，冯玉祥说：“特立独行百世流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杨虎城说：“风兴百代”。
　　
　　　　这个文盲像历史上大字不识的天才教主慧能一样，顿悟成佛，那一道强光如醍醐灌顶，更新成就了肉身，肩负起人间大道。慧能是要开宗立派，为无数同胞寻找救济解脱之道。武训却仍旧以身见证，他像大阿罗汉、使徒、圣愚、义人、侠客，自身清明，却回向尘世，为我们示范了一种可能的人生。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重构了苦行的意义，苦行在他那里不再是悲惨生活的象征，而是一种心灵、人格和精神趋于完善的途径。
　　
　　　　武训曾被当作小农改良者的极端精神，比如***就这样喜笑怒骂地挖苦他：“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专制社会的革命者和解放者，他以血肉之躯向我们论证了真正革命者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力量。自以为比武训革命的革命者们多走到了革命的反面，变本加厉复制了专制社会的威福玉食，武训却拒绝了一切。这个在人性上有着革命觉悟的圣者，拒绝了尘世和未来的一切物欲享受：“有你们人世的筳宴口腹之欲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天堂我不愿意去，有你们所谓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这个圣徒的精神有如另外一个圣雄，将会让后人长久地惊奇，如爱因斯坦说：“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